历史和地理的边缘：一九四九年的水岚村

地名的嬗变，有时颇可折射出一地的人文景观。在清代，徽州的不少地名都经历了一个雅化的过程。譬如，歙南原来有个地方叫章祁，到了清代，该村人文蔚盛，乡民遂取《诗经·卫风》中的"瞻彼淇奥，绿竹猗猗"，易名为"瞻淇"；祁门有个地名叫"珠琳"，现在已搞不清最早是叫"竹林"抑或"株林"，但以我匆匆一过的感觉想来，那个地方在明清必定有过灿烂的一瞬；而在婺源县西北部的边缘山区，有个小村初名"水南"，因詹姓始祖从浮梁（今江西景德镇）绕南分迁，饮婺北源头之水而得名。及至清代，当地村民取唐代王维"瀑布极松常带雨，夕阳彩翠忽成岚"诗意，改名"水岚"。

　　水岚村以詹姓为主，其西、北两面与江西省的景德镇接壤，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僻远山村，从婺源县城西北行，沿着蜿蜒崎岖的山道长途颠簸，约需四个钟头方能到达。如果不是我手头的这部书塾学生日记，恐怕还真没有什么人会将目光聚焦于此，更不会有人关注生于斯长于斯的普通民众。

　　日记的作者詹庆良是水岚村人，父母早已去世，由伯父负担他入学，到撰写日记的一九四九年，詹庆良已读了三四个年头的书。詹氏的学习相当刻苦，从日记中稚嫩的笔触来看，他深爱着山村的景色，对于读书的生活亦颇感自得：

　　看到花园内，有两丛好花，一窠花开红色，一窠花开白色。白的花开秋季，花名称为"水粉"；红的月月开放，花名称为"月月红"，又称"月月贵"。有此红、白两花，对我读书案前，闲来很喜赏玩。

　　开门面青山的自然风味，让詹庆良与旷野山林保持着亲密的接触。书窗前红白交并的两丛好花，在山间清新的空气中，散发出扑鼻的清香。吱啾的鸟声，潺潺的溪流，与孩童拖长调子的琅琅书声，合奏出令人沉醉的音乐：

　　我想，春天的景象，是多么的可爱呀：百花也都齐开了，百鸟也在枝头鸣叫着咧。可谓是春光明媚，柳歌桃笑，鸟列笙篁之时，吾辈岂可虚此良辰？当以寻花问柳，以慰无聊。于是，我便邀了数个学友，对他说：昔日朱文公所写读书四乐"好鸟枝头亦朋友，落花水面皆文章"，你看是吗？好鸟是在树枝上叫，好花也是开在树上的，真是看不尽，也听不尽，使人愁去兴来。如果携书见景，仿佛是另换一个世界了。

　　文中的"朱文公"，也就是南宋理学家朱熹。朱熹祖籍徽州婺源，在今婺源县南部的晓林乡境内，尚存有文公古杉十数株，据说就是朱熹当年返乡展墓时亲手栽种的。东北部的溪头一带，胡姓始祖建村于山腰小溪旁，后引朱熹"秋天林薄疏，翠壁呈清晓"诗，而名之曰"呈川"；而在水岚村附近的"琼芝洞"内，也有"吴徽朱熹"和"晦翁"之类的墨迹。由于有这样的文化遗存和精神氛围，后世的婺源人颇以身居"程朱阙里"而自豪，"紫阳遗泽"也始终成为婺源乃至徽州民众最为重要的精神资源。当地文风极盛，是个具有悠久耕读传统的书乡，"振家声还是读书"被不少婺源民众奉为立身应世之圭臬。而"三代不读书，不如一窝猪"，更是对许多徽州人质朴信念的生动概括。当地人常说："山间茅屋书声响，放下扁担考一场"，在科举时代，每年应童子试者往往多达千余人。"数家村落，必有蒙塾"，也就成为婺源乡村的常见景观。

　　詹庆良当时就读于水岚附近一个简陋的山村小学，"不论晴天雨日，都要在校中读书"，教室光线严重不足，特别是雨日更是令人愁闷。这样的校舍，或许也就是一个多世纪以前《随园诗话》中所调侃的那种"漆黑茅柴屋半间"。只是时至民国，已不完全是传统的私塾，而可能是半新半旧式的那种小学--书塾。同学应当都是亲戚或近邻，先生的薪金收入主要靠一班学东所出的米（称为"学米"）来支付，当时的标准是每位学友（学生）收米半秤（秤是徽州的计量单位，各地标准不一，一秤大约在二十斤上下）。除此之外，每年中秋有的学东还会买饼作为礼物送给先生。学生在校寄宿，菜蔬则由自家供应。他们每天要认真抄录早晨及前一天晚上读过的书，再加上先生所写的解释。除此之外，写日记更是每天必课。关于这一点，詹庆良在日记中写道："论起我们的功课，每天应当完课。标语所云：'今天的事今天毕，不要等明天，明天还有明天事。'但我每日所应做的事，第一件是日记，不能欠缺；第二件是写笔记，亦不可少。"从现存的日记来看，詹庆良确实是笔头颇勤，从民国三十八年己丑七月二十四日至次年二月二十一日（即公元1949年8月18日至1950年4月7日），除中间的一段辍笔外，几乎每天都写日记而未有间断。至于所记的内容，在日记中他有自己的一番见解：

　　关于日记的作法，只要见景生情，看物起意。若无景物，但凡人家所饲六畜，皆可为之材料。……（正月十二日）

　　我想学生练习日记，诚然是希望多识些字，可以多学些文法，可以多记载之事。凡目之所视，耳之所听，皆可以记之也。不论书本所载之古人事迹，及其历代国事，或者报纸所载目今国事，其它有益于文艺发展之文，亦可以记载上簿。……（正月十五日）

　　从日记的真率表述来看，詹庆良似乎非常擅长于见景抒怀，将自己的身受目睹诉诸笔端。或许是经历过丧父之痛，或许是过早地感受到了人世间的悲欢离合，少年詹庆良较之年龄更形早熟，对于外部世界亦相当敏感。于是，在日记中，读者分明可以看到--从他的笔端下汩汩流淌出对于生命的感悟：

　　想我读书的棹案是对着墙槛摆的，随时可以眺望槛外的山景，充满了我一天天的日说材料呀。有时也曾对学友们说：你们知道吗？这是春天的景象呀。你们看见吗？满山遍野的草木都正值发枝时候，苗竹的笋也正在出头了，这是自然的本体。惟人虽不知觉，表面上不能发现，我今拿一件小小的事证明人的发育，在平时不觉怎么样子，到了春天，人人觉得疲倦好困，这便是人发育的效果。所以我们读书，在这春天比较其它季候中，要来得进步些呀！（二月初九日）

　　四季交替，生生不息，一年之计在于春，詹庆良巧妙地将个人的发育与季节之嬗变相提并论，从而悟出习学奋进的真谛。从这些质朴的文字中，我体悟到了生活的诗意，感受到农家子弟健康的生命情态--青山绿水，蓝天白云，春来暑往，秋收冬藏，鸟啼花落，草木荣枯，……一切的一切，都成了詹庆良日记取之不尽的知识泉源：

　　今天我走到外面去时，忽然有一个学友邀我去散步，我对他说道：石门的山景，是何处生得很好？他答说：就是这样的山景，全是石山。不知不觉信步已到田塅里，只见油菜花开的是黄金色，桃花红，树枝青，相映着非常美丽。虽是石山，亦很生得平和。我想必定出人要好一点，要是有读书之家子弟敏慧，定也有成名的。（二月初五日）

　　春天的婺源是美丽的，特别是金黄色的油菜花映衬下的青山绿水，近水凝烟，遍山积翠，更是显得分外明媚。自然山水的如画美景，或许令詹庆良不由得想到了"钟灵毓秀"这四个字。是啊，"文公阙里出书生，处处苦读又勤耕"，清澈秀碧的山水好景间，自古及今曾产生过多少哲人名士！

　　在时光的流转中，透过对外部世界认真的观察，处处可见詹庆良的一颗童心：

　　早时一望东方，看到太阳升出，晒到前山木林。忽见一只飞鸟，从东方飞行而来，飞往西方而去，不知此只飞鸟，飞到何方去停下。（闰七月二十一日）

　　昨夜看到东方一角，满天作起黑云，似乎要下雨来，谁知天变无穷，只见天作云，而不见天下雨，一时间云散星现，仰望天之四方，也无片云遮天。（八月初一日）

　　 黎明时，信步来校，举头一望，只见有一只鸟，衔着一根草木，飞到一根柴上去做窠，另又有一只鸟也飞来和他争窠，于是，两相争个不休，比时即打起架来了。恰巧有一人去讨柴，见那二只鸟打架，连忙过去赶，因此被他一追，那二只鸟也便向外方扬飞而去，竟不知飞到何处去了。（正月十三日）

　　午后时走到门口，看见一只猫儿捕着一只老鼠，在地上玩耍，忽把鼠放行，忽又把鼠捕来，可谓是猫儿以鼠为戏，想古时诸葛亮七擒孟获一样的。正想之间，突见他已把老鼠吃了，于是不免一叹！（正月二十二日）

　　詹庆良对于外部世界充满了好奇，雨声云影，松风萝月，天空的飞鸟星辰，地上的猫鼠游戏，无不勾起他的兴趣。诚如他在前述所言--写日记不论是古人事迹、历代国事，举凡"有益于文艺发展之文"，均可以记载上簿。詹庆良由眼前习见的猫捉老鼠触景生情，突然联想到《三国演义》中孔明渡泸水擒缚南蛮渠魁的典故，其融汇贯通之悟性及其悲悯情怀于焉可见。

　　俗话说：穷人的孩子早当家。或许是有伯父的支撑，詹庆良还没有到要小鬼当家的关头，不过，在日记中，我们却经常读到少年的独白，看到他反躬自问的模样：

　　我想学生的日记，要不能天天同样的，只要心中有思想，或者是做春景，或者登山，或者渡水，以及郊外一切植物、动物皆可以的，只要有意义。如果东扯西拿，便无意思了。但春天光阴不觉快要完过了，到那夏天人家又是布种苗物下土时候，待苗物生长时，又变成夏天的风景了，如此便得寸进尺，任何愚笨的资性，学友都能进步的呀。（二月十一日）

　　回想我今年已经入校四个年头了，过去的我，是混混沌沌的过去，这是什么缘故呢？因为我的年龄尚幼，不知读书的效用，所以为此。但今年的我，是为了读了数年书，同时又听到旁观人谈论中的解释，才知道过去的思想是很错误的。而今而后，我应悔过前非，何以呢？因为我与他人不同，我的读书是我的伯父替我读的，而不是我的父亲替我读的，因为我的父亲，不幸早以辞尘去世了。为此由我伯父担负的，所以我的读书，有这样的缘故呀，这岂不是我今年要应当用功吗？（二月十六日）

　　在詹庆良心目中，自己只有努力向学，方才不会辜负伯父的一番苦心。为此，他似乎很在意先生和伯父对于自己的评价。七月十三日，伯父到学校与先生会面，詹庆良在一旁"听到谈论读书，问到我用心否，先生不言我用心，也不说我不用心，不听言及我长，也不说及我短"--这一段看似不着边际的文字，恰恰反映了少年詹庆良读书上进的敏感与自尊。

　　此前，我在多年的野外调查中，曾收集到近二十种徽州日记抄本。其中，私塾或小学学生的日记为数不少。一般说来，此类日记因是孩童习作，往往疙里疙瘩，夹杂着佶屈聱牙的徽州土话，遣词造句亦颇多扞格之处。因此，拿到手的常常是被教师用红笔批改得体无完肤的日记。而《詹庆良本日记》则有点不同，除了老师的少量句读外，改动的地方并不太多。这或许可以说明，在老师眼中，詹庆良是个相当不错的学生，他的日记无论是在立意还是行文上都是颇为出色的。

　　水岚村位于婺源县的西北边陲，在其东面的浙岭上，有著名的"吴楚分源" 青石界碑（复制品，原碑现藏江西省婺源县博物馆）。浙岭为徽饶必经之道，据说先秦时代吴、楚二国曾在此处划疆，遂有此称。尽管这一传说尚难得到严格的史料确证，但它却昭示着婺源北部及其西北边界，实际上是一条相当重要的地理分界线。地处这样的地理分界线一端，婺源县境作为徽州一府六县的边缘地带，也就涂抹上了一层文化过渡区域的色彩。

　　婺源县境内的河流属于饶河水系，为乐安河上游，除东部的江湾水由休宁县溪口入境，鳙溪水东流汇入浙江省开化和衢州一带之外，其它的河流均发源于县境东北和西北山地。在多山的南方地区，河流是人们外出最为便利而重要的工具。流淌的河流，就意味着延伸出来的商路，也就蕴含着不同人群间和异地文化间的相互交流。旧志称，婺源在徽州府的上游，乃"钟灵发脉之地"，在地理上是"控扼饶浙，山势蜿蜒"。婺源人以杉、桐等农林土产，到江西的饶州换取鱼稻，到徽州的休宁交易日用百货。只是婺源人前往饶州，要"鼓一叶之舟"，水路极为险峻；而到休宁贸易，则陆路崎岖，"费肩负之力"。直到詹庆良撰写日记的年代，"出门爬坡，举步涉水，货运靠肩挑背驮或船拖人拽"，仍然是婺源人行路难的真实写照。

　　由于独特的自然环境所限，尽管自唐宋以来，婺源就隶属于歙州（徽州府），与后者有着天然的血脉相连，但作为突入江西的一块，婺源又与徽州府的核心地带歙县和休宁等地，始终有着相当的区隔。民国二十三年（1934年）九月，蒋介石出于所谓剿匪的需要，将婺源县划隶江西省管辖，这是婺源第一次脱离"母省"的怀抱。为此，徽州人表达出了强烈的不满。婺源县紫阳书院以及旅京、旅沪、旅锡（无锡）和旅休（休宁）等处婺源同乡会，纷纷请求免于改隶。根据《徽声日报》第十六号（民国二十三年七月二十四日）的记载，当时的徽属旅芜（芜湖）同乡也呼吁官方不要将婺源划隶江西管辖，他们提出的理由是：婺源从唐宋以来就一直隶属于徽州，历时已千余年，从文化、军事、经济以及民生等诸多方面来看，都与徽州融为一体、不可分割。特别是作为朱熹的祖籍地，婺源之于徽州，犹如孔子故里曲阜之于山东省，是徽州人精神的家园。而在全国各地的新安公所、徽州会馆、徽国文公祠以及徽州同乡会等，原本是由一府六县共同兴建创办起来的，一旦将婺源改隶江西管辖，势将面临瓦解割裂之困境。民国三十五年（1946年），婺源县参议会上下串连，发起声势浩大的"回皖运动"，他们通过胡适等人的上层关系，促使国民政府内政部派员来婺勘察。民国三十六年（1947年）八月，婺源终于被划回安徽，重归当地人心目中的"母省"。不过，作为政治地理的边缘地带，婺源始终是国共双方激烈争夺的地盘。早在一九三六年，水岚就成立了共产党的皖浙赣独立团。而在后来的第三次国内战争时期，水岚一带更是皖浙赣边区根据地之一。一九四八年，中共皖浙赣工作委员会在黄村成立，并在古坦建立了一个生产手榴弹外壳的工厂。从新编方志的记载来看，水岚及其附近的菊径、石门、戴村和古坦等地，均有不少人加入了红军或游击队，并为此献出了自己的生命。

　　长年的国共纷争，使得婺源县一度被强制性地并入了江西省，而被改隶的那一天，也被婺源人称为心灵上的"一页痛史"。这种令人黯然神伤的一幕，在"回皖运动"的数年后，又在婺源再度上演。所不同的是，这一次是在江山易色之后与"母省"的永久脱离。对于赣文化，老一辈的婺源人直到今天仍缺乏足够的归属感，他们甚至将个人日后生活中的种种不幸，都与婺源的县属何省挂上钩来。我不了解少年詹庆良对此有过什么感想，但他的日记对于这段历史的确没有留下任何记录。不过，《詹庆良本日记》所记述的时间自一九四九年秋至翌年的春季，正是中国政局发生剧烈变动的过渡时期。在永恒的时光流转中，一九四九年，无疑是两个时代交替的一个临界点。而水岚村的地理位置，从其行政区划上看，自清代以来为皖、赣两省的边裔；从文化地理的角度着眼，则是赣文化与徽州文化毗邻的边缘。本文的标题，指的就是这种政治史和文化地理上的一种"边缘"。

　　从婺源县城到水岚村所在的古坦乡，直到一九八七年才正式通车（而自古坦乡至水岚村，也还有很长的一段路程）。在此之前，作为一个地理上的边缘地带，我不清楚外界的信息究竟是如何传入水岚乃至婺源县的？清光绪七年（1881年），一位返乡省亲的徽州人在得知三月初十日"慈安皇太后升遐"的消息时，已是次月的初四日了。对此，他颇为感慨地说："僻在山陬，至是始闻！"这还是在较婺源交通上便利得多的歙南一带，来自官方的谕旨纶音，讯息传递仍然受到了相当长的耽搁。除了官方渠道的传递之外，民间人群的流动无疑成为讯息流播的重要载体。在历史上，徽州各地都有不少外来棚民的活动，婺源自不例外。我曾在反映清代前期婺北乡村社会生活的文书抄本中，读到康熙五十二年（1713年）三月二十七日安徽省怀宁县令颁发的一份告示。怀宁县属长江以北的安庆府，是徽州境内棚民的主要来源地之一。这份保留在徽州簿册文书中的告示抄白，倒意外地说明了江北棚民曾经带来的一些讯息。此外，大批外出务工经商的徽州人与桑梓亲族的鱼雁频传，更是婺源人了解外部世界最为重要的信息来源。

　　与《詹庆良本日记》同时收集到的另外一册抄本--《杂志》，题作"詹绍良记"（詹绍良与詹庆良是兄弟二人），开首即抄录有《经营说》、《醒迷论》和《看银色十法》等内容，主旨不外乎是些商业道德、经商本领及识别假钞的技巧等方面的内容。其中的《经营论》和《醒迷说》，早在十七世纪便成为徽州人编纂的各类商业书中之重要组成部分。而在个人的笔记中一笔一划，细心地抄录着此类著作，如果不能反映水岚民众拥有悠久的商业传统，那似乎也昭示着--至少在詹绍良的内心深处，曾经涌动过从商的渴望。当时，与水岚关系最为密切的市镇，当推江西的景德镇和徽州休宁的屯溪。屯溪自明清以来，便是皖南最为重要的商业市镇，徽州各地的农产品大部分都汇集于此外运经销。对此，婺源当地有一句俗谚称："不供猪，不供鸡，锁起门来出屯溪。"就反映了婺源与屯溪的经济联系。在土产外销的同时，外埠的商品也通过屯溪等地开始向婺源腹地渗透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屯溪之物价低昂，也就往往成了反映婺源社会民生丰瘠的晴雨计。有鉴于此，婺源各地的民众对于屯溪市廛的行情，一向都相当瞩目。一九四九年闰七月初五日，詹庆良"听到有人说道，论到屯溪一带，百样货物涨价，只有茶叶不涨，论每担卖出，合计买米两担，除挑力盘费和[核]算，不了做工"。茶叶是婺源人的生计所在，当地生产的"婺绿"远近闻名。但以茶叶换取日用必需的粮食，因比价悬殊过大，在此时甚至难以藉此谋生。当然，价格的涨跌，一向为商业上司空见惯之常事。稍后的几天，又"听到有口言相传，说到屯溪一带，茶叶归商制造，价目有些起风，耳闻有人卖出，比较日前价目加倍提高买茶"。（闰七月十四日）这些道听途闻说明--水岚及其附近的村落中，也有一些人从事茶叶贸易，当地的社会生活与屯溪商业存在着一定的联系。

　　在传统社会，盐业、典当和木材三行号称"三大商"，经营盐、典、木业的徽州人席丰履厚，因此积累起的巨大财富，有许多流入徽商的桑梓故里，这使得黄山白岳间的不少村落，自明代中叶以来就颇为富庶。囊丰箧盈的商界巨擘衣锦返乡，其中的不少人从事低利的借贷经营，资助亲邻外出务工经商，从而刺激了经商风气的迅速蔓延，并最终带动了整个村落的共同富裕。不过，水岚村由于地处僻远山陬，资金积累可能缺乏规模，商业的发展亦遂颇受限制。我在清代的《婺源县志》中仅仅找到两位詹姓的水南（岚）人，而且，从列传中似乎还看不出有明显的经商背景。但与此同时，婺源境内商业发达的不少单姓村落，都有许多族人在府县志中频繁登台亮相。由于清代县志的编纂，主要是受商人的资助，县志列传在很大程度上也就反映了商人的影响（关于这一点，日本学者重田德有过精采的论述）。换言之，县志中各村族姓人数的多寡，直接反映了商业的兴衰，也折射了各地与外部世界沟通交流的程度深浅。相对婺源而言，当地最大的物产是茶叶、木材和徽墨，商业亦以该三者为其大宗，特别是木材业，在明清时代素有"盐商木客，财大气粗"的说法。相比之下，在水岚及其附近村落，似乎未见较大的商业，所见最多者，除了前述茶叶经销者（可能也就是俗称的"茶螺蛳"之类）外，只有依倚土纸生产及运销的一些农工负贩。

　　所谓土纸，是指用稻草、嫩竹和树皮等原料，手工操作制成草纸、毛长纸、毛边纸、皮棉纸和引（燃）线纸等。道光《婺源县志》中，就记载了婺源当地用稻草制成的草纸。清末新政时期的调查显示，在婺源县境内，莒根山之纸、朱村之草纸、洪源之火纸、源口、玉坦之皮纸，皆取材于植物，各具匠心。此处的莒根山当即莒莙山（方言之讹），也就在水岚附近。对此，詹庆良有更为详细的描述：

　　早晨我走到大路上，遇着有一班人，内有好几个是戴家人及灵岩观人，一同挑纸，我便问他们说：你们挑纸到那里去卖呢？他们说：我们挑到屯溪去卖。各人都是希望卖得高的价钱。倘能达到我们的志愿，那么便好维持生活。就是槽户也要好一点。如果仍然是无价钱，那么不消谈。总之，做行商的，槽户上的，定然是苦不胜言了。（正月二十三日）

　　石门村里全靠做纸维生，今年纸行又不好，一担纸挑到别地方，尚卖不得一头米呀。听说还要去卖得远，只有三秤米光景。再除了上下歇钱，到家就没有了。照这样情形，不如还是去发刂发刂山吧。比较好一点呀，将来要拿做纸来维持生活，那就不得了。（二月十四日）

　　石门、戴家和灵岩观等地，都离水岚村不远。其中，石门是制造土纸的中心，而其它一些村落的人们，则将莒莙山附近所产的土纸运往屯溪或景德镇发卖，依靠自己的脚力赚得些微辛苦钱，詹庆良的姐丈就曾到景镇（即景德镇）卖过纸。直到现在，附近还有不少生产土纸的村落。

　　一般说来，只要有商业，就有人群的流动，就会有信息的传递。返乡的商人通过他们较乡土入时的打扮，见多识广的举止言行，影响着桑梓故里的生活方式。而侨寓异乡的商人则通过他们寄回的书信、报纸等，将各地新鲜的消息源源不断地传输到徽州。他们所汇回的资金及日用消费品，更在极大程度上冲击着朴素的山乡生活。从这一点上来看，因商业规模有限，水岚村获得的外界信息历来就相当有限而滞后。直到一九四九年八月初二日，詹庆良还写道：

　　今日听到人说：中国战争事情，有三大邻国来，把中国劝和，解决两党战争。幸喜中党（按：指国民党）主席与共党主席，姑念战争害民，退兵各守一方，各安各的子民。

　　《詹庆良本日记》中的日期均为农历，"八月初二"也就是当年的九月二十三日。其实，早在几个月前的五月一日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部队就已开进婺源县城，接管了国民党县政府，宣告婺源全县的解放。而在十几岁的小孩那里，还刚刚听到数年前国共谈判、划江分治的一个"新闻"，僻野山乡的闭塞于此可见。不过，倘若我们换个角度思考，那么，这则道听途说的"新闻"背后，难道不正反映了连年兵燹战乱梦魇中的边裔"子民"，对于和平安宁的一丝渴望？

　　或许是"天高皇帝远"，或许是治国平天下本来就不是乡曲小民、尤其不是天真的小孩所应关心的。挣扎在贫困线上、日夜为生计操劳的平头百姓，纵然读过《三国演义》大概也不会有什么澄清天下之志，他们更加关心的是天时的风调雨顺，年成的腴瘠丰歉，以及民生的安居乐业。我在翻开《詹庆良本日记》的第一页时，就读到了作者写下的几行字：

　　甘霖甘澍，丰年乐岁；
　　枯苗复生，四序平安；
　　虔诚斋戒，云行雨施；
　　延佛求雨，作云下雨；
　　风调雨顺。

　　是现实？抑或祈望？开门见山的数行字，凝聚了这位十几岁的农家子弟的多少心愿！看来，詹庆良最关心的是风调雨顺的丰年乐岁，最为迫切的是能吃饱饭，吃得上盐，读得起书--想来这也是一般水岚村民的心理诉求吧。

　　粮食供给自明清迄至民国，一向是徽州社会的首要问题。皖南地狭人稠，田土硗薄，所产粮食难以自给。特别是像水岚这样的山村，由于旱田较多，加上野兽的侵害，收成历来便相当有限，这养成了农家子弟自小就深知稼穑之艰难。有时，詹庆良会为禾苗的长势欢欣雀跃："看见田中迟禾，正在午时开花，山场坦上玉米，也有迟早不同，早的乌须来，迟的正在出苞，物之成熟来，人也不愁饥荒。"（闰七月初四日）有时，他又会为作物的欠收而忧心忡忡。婺源县境内山坞连绵，每到水稻灌浆或玉米棒放须以后，经常会遭到野兽（如野猪、猴子和狗熊等）的糟踏。当地有一句歇后语称："野猪吃禾--不论籼糯。"野猪的残害，有时会让收获在望的庄稼变得颗粒无收。一九四九年闰七月二十二日，詹庆良就写道："听到有人谈论，人家一块玉米，被一伙野猪，食得粒无收成，一年播作辛勤，苦得劳而无功。此家有人去望，一见而泪直下。回来报到妻子，全家哭得不静。"

　　由于粮食长年的供不应求，水岚人习惯于挖掘各类野生植物聊以充饥。这种情形在婺源各地普遍存在且相沿已久，道光《婺源县志》在述及当地风俗时就指出："冬月多掘蕨根以充食，至夏麦登则屑（米乞）杂米，名曰干粮。"对此，詹庆良也写道："昨天走到外面，见有一班人，我问他说，你们去做甚么呢？他说到山上掘蕨薇。现在我们村里家家都去掘来，把它溶化，用水洗下（木冈）里漉去其渣，待青黄不接之期，拿来当饭吃呀。"（正月十四日）当然，蕨薇之类的野生植物毕竟不能完全替代日常的粮食供应。在青黄不接的时期，徽州各地的粮食贸易仍然颇为频繁。《詹庆良本日记》中就有不少讨论粮食、米价的内容，如一九四九年的七月二十四日，"赋村米价，论银币买米，每圆可籴二斗"。赋村当即赋春，位于婺源县境西部，是县内主要产粮区之一。除了本地产粮区满足部分消费之外，外来的粮食，特别是来自江西的粮食尤关重要。对此，有一首徽州竹枝词这样写道：

　　山田力薄半无泥，
　　养得爷娘子又啼；
　　此地年丰休便喜，
　　须将水旱问江西。

　　来自江西的粮食，又以景德镇所在的饶州卖米船运至的粮食最为著名，所谓"连朝籴贱非关熟，新到饶州卖米船。"徽州的不少地方，都是从景德镇输入粮食。詹庆良的伯父就曾从家中寄信，托其悦亨姐丈带到景德镇交给庆良的胞兄淦良，嘱托他将所余之米搭船装下，运到浮梁东埠，"好让姐丈挑来"。（七月二十六日）

　　在水岚当地，在不少情况下乡民之间的交流仍然是以物易物。其中，粮食和布匹常常被作为一般等价物。譬如，"程家有一人，把黄烟一品，卖到戴家来，有人问到烟之价目。他说黄烟一斤，要换食米一秤，人见出此价目，无人将米买烟"。（闰七月初九日）在这里，米是作为购买黄烟的等价物，起着商业社会中货币的作用。又如，"有一位长溪人来问戴家人，讲价买办烧纸，讲到三六表，论卖食米价目，每担要合八秤，烧纸要合五秤，客人价高不买，主人价低不卖"。（闰七月初七日）此一场合中，食米仍是交易活动中重要的等价物。不仅如此，治疗疾病的酬金，在水岚也是用米加以结算--"昨夜我听戴保钦说到东边蓬有人脚生肿毒，生来已有四月，出头不能收口，有人把他医好，也肯出米一担，谢劳先生医金，好来不计其数。"（闰七月二十日）。甚至于谈婚论嫁，也是以米作为聘礼："昨日上午出校，见有一个女客，来到戴村一家，把儿子讲成亲事，讲到聘礼一件，计定食米十八担，有说礼银下重，将女卖钱发家。"（八月十一日）除了粮食之外，布与茶叶的交易，也是以物易物。闰七月十七日，詹庆良写道："昨晚在祠宇之中，见有右龙人事，肩挑布来换茶，看到有人相换，论定茶叶一秤，对换官布七尺。"当月的二十九日，又有水岚人，"把布来换茶，挑到戴家村中"。以物易物及米作为一般等价物，此类记载在日记中的频繁出现，反映了水岚一带农村市场商品化程度的低下。人们的日常交易，还停留在少数几种最为基本的日用消费品上。其中，粮食占有最为重要的中心地位。怪不得詹庆良会说："论起生意买卖，粮食本来好做。"

　　在这样的背景下，粮食对于其它生产及生活资料均有着重要的影响。比如，在徽州各地的农业生产中，石灰的使用颇为普遍。当地的土壤呈酸性，洒放碱性的石灰不仅能改良土壤，杀灭虫害；而且，冷水田中应用石灰还可以提高水温。另外，造纸时也需要用石灰来"腌竹"（让竹子在石灰中腐烂），所以农民通常都要烧制石灰。石门村里有好多人，"年年都要烧一窑石灰"，除了供自己使用之外，有时还会挑到"别地方去换些粮食来"。但到一九五O年春季，"大概受粮食困难的问题"，许多人"自己也无多大本钱，只好不烧了。将来自己要腌竹，只得或钱或米到别地方去换呀"。正月十七日早晨，詹庆良在入校途中，遇着前往右龙卖石灰的一帮人。庆良告诉他们说："早日听傍人所谈，右龙近来无人去卖，想必是无人买。大概以粮食问题起见，以致各物不能通行之故耳。"显然，一旦粮食供应成了问题，其它的各种生产和生活，均会受到莫大之影响。

　　与人们对粮食的渴求一样，水岚人对于水旱灾害颇为担忧。二月十三日，"昨晚听见有人说，这番天气，西乡的大麦大大的受损失呀。我想今年粮食非常的艰贵。如果大麦一好，也可以接接荒的。谁知又遇这番雨水，大麦是不能结实的。这一来，人民定有饿莩之叹呀！"农历二月十三日，也就是一九五O年（农历庚寅年）的三月三十日，这似乎印证了黄历中对庚寅年景的预言（详下）。

　　俗话说："水灾一条线，旱灾一大片"，水灾的危害固然堪忧，而一旦发生旱灾，影响就更为严重了。日记就详细记录了一九四九年夏秋间发生在水岚的一次旱灾：

　　闰七月十二日，詹庆良写道："我看此番秋晴，晴得长天一色，秋阳猛照燥烈，晒得此处山河，水无来路干断。再晴十日不雨，程、戴两村方，人怕缺水生活。"程村和戴村是位于水岚村西南毗邻着的两个村落，秋暑的酷烈使得当地河水干枯断流，连居民的饮水来源都堪虞缺乏。

　　闰七月十六日的日记接着写道："论此一番秋晴，人说晴得不好，我也说晴得不妙，晴得这些迟苗，不得雨水滋化，开花也难结实，天不作云下雨，此番秋旱天气，定要旱伤迟苗。"连日的旱情，使得庄稼得不到雨水的滋润，影响了正常的生长。

　　又过了七八天，"论此一番秋旱，旱伤遍地苗物，枯来无雨救生，人愁苗要旱死，我也愁苗要干死。天不下雨救生，坐看枯苗旱死"。（闰七月二十四日）在此处，这位农家子弟显得颇为忐忑。

　　……

　　婺源俗谚有"大旱不过七月半"的说法，连续半个月的旱情，让水岚人终于沉不住气了！闰七月二十七日，他们"同戴家民众，因此天旱求雨，到南洞打水"。所谓打水，是指请道士到深山岩洞或龙井汲取泉水（亦称仙水）。根据民间的惯例，当请来仙水时，家家户户都要摆设香案，敲锣打鼓，燃放鞭炮、土铳，扮演地戏（挑选十数龄儿童，穿戏衣扮演生、旦、净、末、丑）娱神赛会。

　　上述的记载，与我们在詹元相《畏斋日记》中所看到的民间社会图景，几乎毫无二致。詹元相是婺源县浙源乡嘉福里十二都庆源村人，生活于清康雍时代，《畏斋日记》的记载起于康熙三十八年（1699年），迄于康熙四十五年（1706年）。从那时起到一九四九年，时光已流逝了整整二百五十年。在山外，世变飞速，改朝换代的一幕幕悲喜剧曾在中国大地上几度上演；但在水岚乃至婺源境内广大的僻远山乡，基层社会却遵循着世代相沿的民事惯例，在其自成一体的活动空间中，展现出独特的节奏和韵律。无论是康熙年间的描述，还是詹庆良笔下的记载，都与当代人类学者所描绘的那种"取湫"仪式颇为相近：

　　"湫"泉是一汪泉水，一般为川谷地区所常有。……取"湫"显然是人们在非常的形势下人为设置的一个"非常"情境，它使人们对天上那无影无踪的雨水的无计可施，变成了对地上那亲眼可见的水在特殊处理后的一种期盼，使面对大范围的灾害时的焦虑转变为小情境中一种可以把握的等待。"（安德明：《天水的求雨：非常事件的象征处理》，见《象征与社会--中国民间文化的探讨》，天津人民出版社，1997年12月版）

　　或许，婺源人也相信--神灵是可以为仪式所操纵，人们可以通过对神作出某种许诺而让神灵屈从于自己的使役。不过，这样的象征意义，恐怕连虔诚迎赛的大人们都相当懵懂，何况是十四岁的詹庆良了？吸引小孩的，恐怕更多的则是此类赛会活动中的娱乐成分。不是吗？乐观其盛的詹庆良，就随着前往南洞打水的人而显得兴高采烈："看到洞里景物，尽是天生自然，洞生好玩之品，是属令人喜游，也令人喜观。看此一洞之雅，仙人品物好多。"（闰七月二十八日）这个南洞，应当就是远近闻名的灵岩洞群，其中约有三十六个溶洞，洞壑幽奇，景观独特。洞内钟乳、石笋、龙床、石幔、宝塔及丹炉等，千姿百态，美不胜收。作为道教的圣地之一，历来就是人们旱灾祷雨的圣地。

　　不过，水岚村民此番虔诚的求雨，似乎并没有就此感动上苍，旱灾仍然沿续了几天，直到八月初五二更，天空才吝啬地落下了几滴小雨：

　　昨夜二更醒来，听到雨声滴沥，先生一闻雨滴，说起雨落迟了。我也说起雨落迟了。雨得早十天，苗也不致旱死。雨落迟了十天，甘雨难救枯苗。……

　　迟暮的秋雨淅沥作声，令人不由得想起"夜来风雨声，花落知多少"的那句感喟。叙述话语虽与唐诗各异，但二者的境味似乎还颇有几分异曲同工，所不同的是--对于一夜的风雨，悠闲旷逸饱暖衣食的文人墨客，关心的是花开花落之类的"雅事"；而熟谙稼穑艰难之农家子弟牵萦在心的，则始终是自家一年的收成。

　　除了天时收成之外，《詹庆良本日记》对于水岚人的生活世界，日常生活的情节，以及地方传统知识、经验，等等，也有着多方面的生动展示。在年复一年的时光流转中，通书对于水岚人一年的生活起居似乎有着重要的影响。正月二十九日，詹庆良写道："所谓年岁关系，据通书所载，今年年岁不能叫佳，不过观目下之天气，雨水尚称调匀，谅无甚妨碍，或者再睹六、七月之间如何，倘若无甘霖下降，亦是天数之定局，非人力能挽回也。而天之事谁能料乎？总不外乎一种古谚流传而已。恐其仍旧时晴时雨，辅佐苗物之生长，彼时亦可告大有之年。"通书也就是"时宪通书"（简称"时宪书"），明清以前原本是官方钦颁的年历，作为全民起居作息节奏之依据。及至民国肇建改行公历，政府虽已停颁正朔，但在徽州民间，仍然既有私刻贩售的各种历书刊本，又有辗转传写的诸多抄本。当年是农历庚寅年（虎年），在水岚村民应用惯熟的通书上有诗曰："太岁庚寅年，人物事风流。麻麦虽然秀，禾苗多损忧。燕宋多淹没，梁吴兵祸侵。桑叶初生贱，后贵何处求。田蚕如金价，桑叶好搔抽。"而《黄帝地母经》亦云："虎年高下热，水旱又当年。黄牛耕玉出，青牛卧陇前。稼穑经霜早，田家哭泪边。更看来春后，人民相逼煎。"《黄帝地母经》简称为"地母经"，系根据太岁干支依六十甲子顺序排列，以预测当年农作物的丰歉以及社会治安等方面的变故。除"地母经"外，每年的通书首页，通常都有"岁时记事"、"春牛芒神服色"、"大利某某方不利某方"和"天赦吉日"等方面的内容。而其中文字最多的一栏，则书写日常生活中的吉凶宜忌。人们总是根据通书选择黄道吉日，趋利避害。譬如，闰七月初八日，詹庆良的堂姐想归宁父母，"来校相请先生，看看明天日主[子]，如是逢好的，我把他抱囝回家。先生掐到，明日有拦路虎当道，有小人，不宜行路。过此七月十五、十六可以回家"。在乡土社会中，三家村学究往往是当地最有学问的一种人，乡民的解签、择日等，除了询问专职僧道巫师以外，大多的便是前来求助于先生。而在民间，举凡成婚营葬、破土建屋、开市远行等，均须经过择日诹时。人们在出行之前，都要郑重其事地挑选吉日良时。

　　与徽州的大部分地区相似，基于安全与归属感的生活需求，为了保佑村落共同体的平安吉祥，水岚村民还定时醵资举行秋醮。对此，詹庆良写道："人问我村水岚，那日天做醮？我说选定明日，请僧迎佛接神，合*村斋戒吃素，团设秋报一醮，此个平安秋醮，是乃我村祖例。"（七月二十七日）所谓秋醮又称"秋报"，一般是择吉或在固定日期延请道士开设道场，诵经焚表，弘法布施，祈求合村平安，消灾避祸。秋醮的主要内容是超度孤魂野鬼，届时要搬演傩舞（俗称"舞鬼戏"），表演者脸戴木刻面具，身着蟒袍，手执干戚，在场中狂舞。上演的节目，多为《开天辟地》、《后羿射日》和《刘海戏金蟾》之类的民间传说或神话故事。早在清末，婺源一位附生就指出："打醮拜佛，取水送水，纷纷扰扰，此愚夫愚妇无意识之举动，岂足感召天和？"但在科学尚未昌明之前，一般民众既然无法抵御灾害的频繁侵扰，乞灵于神鬼恐怕就是最为直觉的一种反应。

　　在水岚，程家庵堂似乎是当地信仰的中心，老百姓一旦生病，往往都要拈一瓣香，到这里求神拜佛，求乞一剂灵丹神药。七月二十五日，詹庆良写道："今日有一学友之父，因为次子生病，到程家庵，求得下下签来，请先生解说。他自己说道：求此下下签诗，解来童运不好，生病还要破财。"程家庵堂的主神是观音大士，具有御灾捍患、断恶向善的功能，在徽州受到了广泛的信仰。稍后的闰七月十九日，"菊径有一人，因为小儿病痛，来到程家庵堂，求问观音大士，下引起仙丹妙药，去把小儿医治"。菊径位于水岚以南，离水岚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，这或许说明在方圆数十里的范围内，乡民心目中的程家庵堂之观音大士，还是比较灵验的。生活在这样的氛围中，习于常情，因果报应的种子被深深地埋入詹庆良幼小的心灵里。从日记的描述来看，他笃信诸多先验--"早晨走到校中，刚把书开读，抬头一望，看见有一只鸟鸦，飞到一根柴上停下，而后又飞到屋瓦上高声地鸣起来了。我想，俗语有鸟鸦鸟一叫，必有不测的事呢。这是最应验的。不然，清早那有这般高声鸣呢？不过，这时候天色还早，不能决定。待日上三竿的时候，定可有一些事效验的。"（正月十八日）

　　对于水岚一带的民俗，日记中也有不少描摹。一九四九年闰七月十五日，詹庆良写到了当地的建房风俗："昨夜二更时，闻得爆竹三声，并闻奏起乐来，学友闻此吹笙，相邀先生之子，并我一同三人，共到架屋场中，看望竖柱、上梁。"徽州人的建房造屋，竖柱、上梁是最为重要的两件大事，人们认为这与家族人丁的兴旺发达息息相关。为了确保天时地利人和，通常要请算命先生专门挑选日子，开具书写在梅红书帖上的"选择上梁吉期"，对于房屋及其门户的朝向、上梁竖柱的"上吉之期"等均详申其要，以确保凶煞犯劫查避净尽，所建房屋为"天造地设，建筑坚牢，富贵添丁，万事咸亨"。民间盛行祭梁的习俗，俗有"酒祭梁头万里封侯，酒祭梁尾万担粮米"之说。竖柱、上梁时，东家需宴请工匠和亲朋好友，而工匠师傅则要喝彩叫好，将自己对于生活的美好祝福诉诸仪式。

　　立春后的第五个戊日为春社日，"春来早发催花雨，社鼓冬冬赛石扉"，这是徽州民间春祈祭社的常见景观。一九五O年正月二十五日，詹庆良"走到大路上，遇着有一班人擎着菜篮，我对他们道，你们擎着菜篮去做甚么事呢？他们说，去讨粿花来做社粿，这是我们石门村里的一种风俗。每一年到这时候，家家女子都是去采粿花草的"。与春社相似，清明亦是徽州民间的佳节。道光《婺源县志》记载："清明之墓祭，与祠祭并行，祖、父之近墓，则子孙春首必谒，岁暮必奠，省松楸，禁樵牧。……"清明扫墓是中国人慎终追远、敦亲睦族，表达饮水思源、感念祖先情感的一种行为方式，民谚有"只领儿孙挂纸钱，不领儿孙拜年"的说法。詹庆良辈自小读起的启蒙读物中，就有："祖之坟墓，人之本根，清明标挂，事在儿孙，不可玩耍，要尽孝心"之类的教诲。每当清明，人们备具牲醴香烛，焚烧纸箔，燃放爆竹，聚集在祖先的墓前，在氤氲的香火中，现世的人群与冥冥的先祖展开跨时空的心灵交流。而出门人则一定要回家扫墓，即使是那些侨寓异地的徽商家族，也要定时派男丁返乡展墓。对此，詹庆良也写道："论此清明时节，我的伯父是要我回去扫墓挂纸钱的。"（二月十九日）

　　除了岁时伏腊以外，在徽州，交织在宗族友朋之间复杂的人际网络，使得彼此之间产生了频繁的日常酬酢。在冠婚丧祭庆吊往来的诸多场合，奉送对联是展现人际关系亲疏程度的表达方式之一，"今天有石门人拿着一副对联来，托先生写字，先生问他，是到西山蓬去贺喜的吗？我也去一个吧"。（二月十五日）遗存迄今的徽州簿册文书中，有不少日用常行的对联书，极大地揭示了徽州人的礼俗惯行和仪节规范。据说，在红白喜事交接应对的场合，徽州人往往将喜轴寿联沿两厢张挂，以体现长幼尊卑的次序，以及人际之间的差序格局。

　　上述的民俗文化，体现了自明清以来迄至民国时期徽州社会较为稳定的民俗传承。当然，一九四九年毕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，社会制度的重大变化，对于边裔山乡的冲击应当是相当剧烈的。我不知道十四岁的詹庆良是否了解--早在一九四九年二月，中共浮（梁）、乐（平）、婺（源）县工委就在甲路村主持召开了革命游击区各阶层人民代表会议，成立了婺源县人民政府。三月，中共婺（源）、休（宁）县工商也在裔村召开各阶层人民代表会议，成立婺休县人民政府。及至五月，又改为休宁县人民政府。五月一日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部队进入婺源县城，接管了国民党县政府，宣告全县解放。同月，经皖、赣两省商定，将婺源县划隶江西。县人民政府由甲路村迁入县城，兵连祸结、地方不靖的历史似乎很快便划上一个句号。

　　从政治史和政治地理版图上看，一九四九年，无疑都是一个新旧更替的时代。在如此剧烈动荡的背景下，当地的农村基层社会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，以往我们并不清楚。而詹庆良的日记则在八月十二日这样写道：

　　今日有人挑米来，说到粮食涨价，论用人民票买米，每担一万五千，有说价目不定，照市面看来，米价还要上涨。

　　这里的所谓人民票，应当也就是指新政权发行的人民币。原先，日记是逐日记载，但不知是什么缘故，八月十二之后却嘎然而止。直到十月十二日才恢复写道："昨日乡长吴启贵，奉上司命令，带领两名乡队，莅临程、戴两村，召集各户开会，催造粮食册簿，要填收入实数，送到县政府去，好让公家征粮。除地主富农及中农富格农，其外除食有多者，一同照例抽征。贫农自食不足，概行免征公粮。"尽管此时早已"换了人间"，但传统中国基层社会催征粮食的方式似乎仍然是一以贯之。唯一看得出时代巨变投射在山乡的一波微澜，是当时对于地主、富农、中农和贫农制定的不同征收标准。新生的共产党政权为了"保证人民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及解放区各种建设事业所需财力、物力的充分供应，力求各附层人民负担的公平合理，并奖励生产精神"，特地制定了《皖南区三十八年度公粮征收合理负担暂行办法（草案）》。"三十八年度"也就是一九四九年，而这册档案来自婺源民间，似乎说明文件中的"皖南区"，应当也还包括后来划隶江西的婺源。

　　一九五O年，尽管一场以解民于倒悬为标帜的政治革命早已获得成功，但婺源在自然及文化地理中的基本格局并未有所改变，水岚一带的生存条件也一如往昔--力作之民遵循着固定的天时节气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在这美丽而硗瘠的一域土地上辛勤地农耕作业。水岚人仍然循着生老病死的自然法则，人生一世，草木一秋，婴孩一个个呱呱坠地，老人则渐渐地老去死亡，他们中的不少人，即使也曾有过幻想，有过憧憬，但最终都犹如清溪回流边的碧树红花，带着春天的回忆，在这不为人知的大山深处与周遭的草木同朽。人们的生活周而复始，依旧是那么的痛苦劳瘁，那么的看似平淡而无足称述。

　　米价似乎亦仍在上涨，正月二十八日，詹庆良看见一个人挑着一担米，他与挑米人有如下的一段对话：

　　我问他说，你是那里挑来的？
　　他说：我在这里挑的。
　　我说：现在要多少钱一担呢？
　　他说：要八九万光景。
　　我又说：你是挑去卖的吗？
　　他说：是的，想挑到莒莙山去卖。
　　我说：你真好生意呀！在今日米珠薪桂之时，完然有利息的。
　　他说，蒙你讲得好，谢谢你吧。

　　或许是米价的上涨，让敏感的詹庆良隐隐地担忧起自己的读书：

　　我伯父回想替我今年已经读了四个年头的书了，看此这个时局，明年是不能替我读的了，都没有粮食，还能读得书吗？我的伯父替我这样读书，我要应该用功，是胜过于父亲，才对得住我的伯父呀！（二月二十日）

　　不清楚作者是否有某种不祥的心理预感？不过，显然是交织着忧虑和企盼，日记很快就写到了最后一页：

　　有我水岚村人问我：今年是读《大学》还是读《中庸》，学中的功课是做那种题目呢？我便回他说，抄录早晨及昨晚所读的书，再加上先生所写解释，大约过了清明，校中又不同了，还要加上夜下单日温书，双日学写书信呢。

　　民国时代的教育制度处于新旧过渡时期，特别是像水岚这样的僻远山村，虽然已经不再热衷于子曰诗云那样的圣贤经传，但作为古哲圣贤的懿言旧训，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可能仍然作为沿续传统的"读经"教材，在"学中的功课"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。与此同时，学习一些基本的谋生手段也是应有之义，譬如，学写书信就是为异日外出务工经商谋得求生一枝做准备。从日记末尾的这段记录来看，此时的詹庆良对于读书仍然有着一种仰望和期待，在他的内心，似乎还在盘算着清明过后的课程……

　　附识：五十多年后，也就是公元二OO一年二月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在上海的一处冷摊上，意外地觅得《詹庆良本日记》。这是极不起眼的一小薄册，此类看似鄙俚粗浅之作，大概难入收藏家的法眼，但我却为其间纯朴充实的真率表述所深深吸引。在我看来，这是了解婺源、徽州乃至传统中国下层民众日常生活情节的极佳史料。

　　二OO一年七月，参加完在广州中山大学举办的一次历史人类学学术会议之后，我便应摄影家李玉祥之邀，带着本文的初稿，作为有关徽州文化的"特邀佳宾"，与他一起随香港凤凰卫视"寻找远去的家园"摄制组，辗转奔波于婺源县境内。作为一种"寻找"，李玉祥建议我到水岚村去看看。出发之前，我们讨论过日记主人的命运。在我想来，撰写日记时的詹庆良，展现在他面前的世界是那般的缤纷多彩，其未来人生也有着尚未确定的种种选择。胡适先生在《徽州谈》一文中，曾对徽州少年的出路有过精采的描述：

　　（徽州人）到了十三四岁，把那些什么《开宗明》哪，《天文》哪，《梁惠王》哪，都读完了，做父母的，便不叫儿子读书了。穷苦的庄稼人家，便叫儿子帮着老子做活，一天辛苦到晚，自不用说了；以外的人家，儿子到了十三四岁，便叫他"出门"。怎么叫做"出门"呢？譬如有人到上海来，便叫儿子跟他来上海，找一家店铺，送进去学生意。这叫"当学生"。……（原载1908年11月14日《安徽白话报》第5册）

　　在家务农与出门经商，是摆在十三四岁詹庆良同龄人面前的两条出路。在传统的商业网络背景下，婺源人以茶、木、墨经营为其主业，而遍布于全国各地。在水岚村东面的浙岭之下，就是茶商、木商和墨商麇集之区。其中，虹关、岭脚一带，为大批婺源墨商及墨业工人的桑梓故里。明清以还，许多与詹庆良同样年纪、有着相似教育背景的詹姓婺源少年就是从这里，络绎不绝地走向商场，走到全国各地务工经商。对于徽州的这种商业传统及其文化影响，胡适有过极为贴切的回忆：

　　徽州全区都是山地，……因为山地十分贫瘠，所以徽州的耕地甚少。……为着生存，就只有脱离农村，到城市里去经商。因而几千年来，我们徽州人就注定的成为生意人了。……

　　我乡人这种离家外出，历尽艰苦，冒险经商的传统，也有其文化上的意义。由于长住大城市，我们徽州人在文化上和教育上，每能得一个时代的风气之先。徽州人的子弟由于能在大城市内受教育，而城市里的学校总比山地的学校要好得多，所以在教育文化上说，他们的眼界就广阔得多了。因此在中古以后，有些徽州学者--如十二世纪的朱熹和他以后的，尤其是十八、九世纪的学者像江永、戴震、俞正燮、凌廷堪等等--他们之所以能在中国学术界占据较高的位置，都不是偶然的。（《胡适口述自传》）

　　当时，在全国的各大商埠，处处都留下徽商活动的足迹。不少商人甚至在各地落叶生根，他们的子弟往往是在大城市接受良好的教育，从而在各行各业中崭露头角。胡适本人就是在上海川沙等地经营茶叶的徽州茶商子弟，他最早是由父亲胡铁花教授识字，五岁时入蒙馆读书，十四岁（与日记时代詹庆良同样的年纪）时，跟随三哥赴上海入梅溪学堂（后改入澄衷学堂），从此学业日积月深，并在一九一O年以后赴美，先后就读于康奈尔大学、哥伦比亚大学，最终成为国际知名的学者和思想家。类似的例子在婺源的詹姓家族中亦不乏其人--清代前期，虹关东南的庐坑人詹万榜前往粤东经销茶叶，及至咸丰十一年（1861年）其孙子出世时，早已落籍于广东南海县（今广州市）。作为已经土著化了的侨寓徽商子弟，他的孙子就在异地接受私塾教育，到了十二岁，被清政府选为第一批留美幼童出国，前往美国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留学，后来成为中国最早的杰出的铁道工程专家--这就是被詹庆良先生认为是自己本家的詹天佑（1861-1919）。

　　据说，胡适从小口齿伶俐，十二、三岁时就给村里的人讲书上的故事，十四岁时，就看过《三国演义》等古典名著。同样，从日记的描写来看，詹庆良也一定听过《三国演义》的故事，十三四岁时他所展示出禀赋和才华，大概并不会比同龄的胡适、詹天佑辈来得逊色，至少也应当是在同一起跑线上。但我想强调的一点是，命运给予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机遇。胡适在《四十自述·九年的家乡教育》一章中曾经提到：

　　……我父亲在临死之前两个多月，写了几张遗嘱，我母亲和四个儿子每人各有一张，每张都只有几句话，给我母亲的遗嘱上说糜*儿（我的名字叫嗣糜*，糜*字音门）天资聪明，应该令他读书。给我的遗嘱也教我努力读书上进。这寥寥几句话在我的一生很有重大的影响。我十一岁的时候，二哥和三哥都在家，有一天我母亲问他们道："今年十一岁了，你老子叫他念书，你们看看他念书念得出吗？"二哥不曾开口，三哥冷笑道："哼，念书！"二哥始终没有说什么。我母亲忍气坐了一会，回到房里才敢掉眼泪。她不敢得罪他们，因为一家的财政权全在二哥的手里，我若出门求学是要靠他供给学费的。所以她只能掉眼泪，终不敢哭。

　　但父亲的遗嘱究竟是父亲的遗嘱，我是应该念书的。况且我小时很聪明，四乡的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儿子是能够念书的。所以隔了两年，三哥往上海医肺病，我就跟他出门求学了。

　　……

　　我们无法设想，如果没有铁花先生的那几份遗嘱，如果没有母亲冯顺弟的坚持，如果胡家的生计日用朝不保夕，如果……，那么，此后的种种机缘是否会与胡适擦肩而过？而"少时了了"的"糜*先生"是否也会因此而终老商界？或是在绩溪上庄老家自得其乐地守着祖业、甚至成为胼首胝足的一介老农？而群星璀灿的中国现代文化史，是否又会因此而感到有点寂寞？

　　虽然以我这样的年纪和阅历，要对前贤的人生轨迹作太多的比较和评断，或许还显得过于年轻。但从詹庆良早年所表现出的童蒙教养和人生感悟，我不敢断言--如果走出大山，有机会在大城市务工经商，他是否会从一个学徒到经理，成为吴越一带习见的那种一身毛蓝土布长衫、红青土布马褂和双梁阔头粗布鞋的"婺源朝奉"？倘或有缘再受到家族的赏识，被认为如此天资聪颖的人不应当埋没于市廛，进而让他有机会专心读书，得以进一步深造的话，那么，詹庆良是否也有可能会成为学界中人或是工程技术人员？甚至是个大学者或是杰出的工程技术专家？……当然，这些都只是我提出的种种可能，而在事实上，人生的命运原本就是无从假设的！作为一名历史学者，我也清醒地意识到--自己的种种"如果"，都是基于常态的传统商业脉络和文化背景下的一种悬想。然而，单单是一九四九年以及此后的一系列社会变故，就足以打乱曾经或许可以想见的人生轨迹，促使原本有机会位于社会坐标中心位置的个人趋于边缘化，从而使得个人的命运变得更加扑朔迷离！……

　　当我们到达水岚村时，发现这是一个有着一百三十多户、七百多人的村落，整个村落是在坡地之下依山而建，粉墙黛瓦以及层层昂起的马头墙，令人感受到这是保存得相当完好的一处徽派建筑群落。在这里，山村依然宁静而闭塞，似乎仍存留着明清时代徽州原初性文化的特征。

　　非常富有戏剧性的是，我们在村中遇到的第一个人，竟然就是我们原本并没有想要找到的日记的作者！当年天真待凿的少年，而今已经到了含饴弄孙的年纪。令我没有想到的是--除了衬衫口袋上插着的一把钢笔，看不出老人早年曾受过的良好教育。在詹老先生简陋的家中，应我们的要求，他用毛笔在菊径生产的土纸上，为我们写下了当日的日记：

　　农历辛巳年六月初拾日，晴
　　今日在家嬉，出外去玩，
　　我到车站去看，看来了
　　好人。当时卫[围]着问我叫
　　什么名字，我叫詹庆良。
　　带他回家问。
　　我本人喜欢看到什么事情，着[就？]写
　　什么，现在国家天天发展好大，生活每年
　　提高，人民发展好大，现在交通方便，车
　　来去。

　　当天的日记与《詹庆良本日记》的格式基本上相同，字迹也颇相仿佛。据我们了解，写完日记后不久，老人就辍学了，后来在大队当会计，一辈子都没有走出大山深处……

　　如果说日记时代的少年詹庆良有的是对未来的憧憬，那么，言谈之中，老年的他就只剩下回忆了。